我一脸无言。表情早已石化般僵。

我把所有徐医生定期开给我的药片都放在了办公室屉里，只是非常偶尔，自己才会把它们独立包装起来带到路上吃。节和小乐回北京时，那次他在袋里搜的糖果，差把我吓坏。幸好我把阿尔卑斯糖和药混在了一起。

“如果你很久没去检验的话，明天请个假去吧。我很担心你最近的状况是不是跟这个病有关。”

“你是说放弃？”，她疑惑，“魏先生，我不建议你这么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而次日，也就是小乐撞见我的那天下午，我在徐医生那里得到了我异常的答案。

我不是害怕自己老了，而是更憔悴了。

我的悲观情绪又犯了。艾滋病的到来，等同于判了我死期似的。我对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厌恶。我的内心只剩下对这个世界不公的憎恨，到底是谁染病给我？而我又该如何找这个人？茫茫人海中，约过

“报告上是这么写的”，我忘不了徐医生当时的表情，冷静且严肃。

“咳咳咳”。又开始了。

我猛地想起，早上忙了一天，下午回公司又赶着月季报告，却忘了自己今天并未吃药。

“你确定？”，徐医生质问，“即便你认为你好了安全措施，如果你太经常更换伴侣，甚至在某次行为中无外，也不一定说明你染的几率很低”。

我突然间被这个问题吓倒了，仔细一想，也有两年了。

“怎么可能？？”，我难以置信地问。

“如果我不治疗呢？”

看到小乐搞怪的笑颜有些偷乐之余，我内心不忘吐槽起单反的像素。

“如果我们发现你的艾滋病仅是早期阶段，通过尾酒疗法服药治疗，你还是能够活很久，无异于常人”。

我并没有给他肯定的回答。

在小乐遇见我之前，我早已经历了如其他患者一样的征兆，而当时的我仍不以为然。咽疼后伴随的与持续数日不退的烧让我不得不请假在家休养。那时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人在我边陪着我，照顾我。我茶饭不思，十分虚弱，面容憔悴地连满布半脸的胡都无法遮挡。好不容易熬过了退烧，自己半夜却常常被汗醒。在公司时常会忍不住拉稀，当时的我还以为肯定是在办公室空调成重冒，或中毒了。后来，我学着其他圈内的朋友一起办了健卡，到健房里运动和健，心想运动可以增加抵抗力，尽自己一周也没去几次。

“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。我一向都好了安全措施，这本不可能发生在我上。”

“我希望你能尽早再来一次全面检查，这样才能更好地追踪你到底是艾滋病几期，然后对你作相应的治疗。”

三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在办公桌上工作时突然到厥，耳朵现耳鸣，开始疼。我吃了数颗止痛药，但没见成效。好不容易熬到下班，我找了一个圈内好友吃饭，他颇为堪忧地问我，“你确定你只是普通的生病吗？”

“军哥，不是我吓唬你。你多久没去检测了？”

我当时并没有认真地听下去。我只知，走中心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情是崩溃的。我觉天是灰，世界是黑的。

我真的不希望，小乐知这一切。